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作为一种财产刑，在我国刑法中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或贪利性犯罪。刑法分则中共有126条规定了罚金刑。关于罚金的数额，刑法总则未作具体规定，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但由于全国各地客观上存在贫富差别，且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不同，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对罚金刑不便操作。笔者在此就罚金刑数额的确定与执行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罚金刑数额的确定问题
从我国刑法分则对罚金刑的规定看，对罚金数额标准大致有以下几种规定方式：1、按照百分比确定罚金的最低和最高限额（比例罚金制），如刑法第158条规定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2、按照倍数确定罚金的幅度（倍数罚金制），如刑法第180条规定犯内幕交易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3、明确规定罚金的最高数额和最低数额标准（变通罚金制），如刑法第170条规定犯伪造货币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4、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标准（无限额罚金制）。如刑法第223条规定犯串通投标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上述四种罚金制中，无限额罚金制对罚金数额没有任何限制，而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和普通罚金制虽然规定了一定的幅度，但其最低和最高的幅度悬殊太大，这都将造成审判人员的随意性和不可操作性，可能导致判决畸轻畸重现象的发生。
笔者认为，适用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和普通罚金制时，应在法定的幅度内确定具体的罚金数额，无限额罚金制并不等于无限度，不论哪一种罚金制，都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做到罪责相当，罚当其罪。一般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的，罚金数额应当少一些，犯罪情节严重的，罚金数额应当多一些。因为罚金刑同样也是一种刑罚，犯罪情节的轻重与罚金数额成正比，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除此，在确定罚金数额时，是否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有人持否定的观点，认为犯罪分子经济状况的好坏不是犯罪情节的轻重，与其犯罪事实无关，司法机关如对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必将花费较长的时间，从而拖延审限，影响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笔者认为，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必将导致判决的盲目性，损害法律的严肃性，或者发挥不了罚金刑应有的惩罚功能。假设某甲处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其窃取公私财物1000o元，如果在对其判处自由刑的同时，并处5000元甚至10000元的罚金，对于这一罚金数额，也许对其触动不大，使其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这样就无法充分发挥罚金刑的惩罚功能，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假设某乙处在内地经济不发达地区，其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他同样盗窃了与某甲数额相同的10000元财物，如果对其判处5000元甚至是2000元或1000元的罚金，也将使法院的判决无法得到实际履行，成为一纸空文，从而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这也不仅影响了其本人家庭的生活，对其本人安心教育改造同样是不利的。所以对某甲这样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的罚金数额可以考虑在其盗窃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而对某乙，应考虑在起点以上一倍以下。但是，罚金刑和自由刑都是刑罚种类，罚金刑对自由刑起补充的作用。犯罪分子所犯的罪与其所判处的罚金刑、自由刑应相适应，即罪与罚金刑、自由刑为成正比，那么其应受处罚的罚金刑和自由刑之间应当是成反比例。因此，在对犯罪分子判处较高的罚金数额的同时，应当酌情降低其自由刑。
从我们的国家并不十分富裕的国情出发以及有利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改造等方面考虑，笔者认为，对于条文中规定选处罚金的，以及条文中规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除被告人认罪态度恶劣，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以外，应当大胆地适用单处罚金。但是单处罚金的数额应高于本应判处其并处罚金的数额。这样做，既增加国库的收人，减少了国家因大量关押犯罪分子而投人大量的财政资金建造关押场所以及管教犯罪分子的人力、物力的支出。同时避免了犯罪分子在狱中交叉感染，也有利于其本身的教育改造。
二、罚金刑的执行问题
绝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在法院的判决前后都是被羁押的，失去人身自由，而对其判处的罚金刑又是具有强制性的刑事责任，所以，对罚金刑的缴纳、执行要比经济、民事、行政案件复杂困难。应注意确定罚金的履行期限以及在期限届满后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
根据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但是“判决指定的期限”应当如何指定？是限制其在刑满后缴纳还是在服刑期间缴纳？笔者认为，应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掌握，对于经济条件较好、单处罚金或者判处的自由刑在一年以下的，可以限制犯罪分子在短期内或刑满后一至三个月内一次性缴纳，对于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限制其在服刑期内和刑满后分期缴纳。同时法院应当制定相应的配套执行措施，避免因时间长久使执行落空。
但是，犯罪分子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不缴纳或者无法缴纳的，根据法律规定，对于不缴纳的，法院应当对其强制缴纳。通过查封变卖犯罪分子财产，冻结其银行存款等方法强制执行，如果犯罪分子与其父母等亲友共有的财产，应当予以进行分割后，将犯罪分子的份额收归国有，而不能将其与他人共有的财产全部强制执行，否则就违反了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的刑法原则性规定。如果犯罪分子遇到不能抗拒的灾祸致使无法缴纳的，经查证属实予以酌减或免除缴纳。不能抗拒的灾祸，是指出于被执行人意志以外的，不能为被执行人本身的力量所能抗拒的天灾人祸，如被执行人故意制造灾祸，逃避缴纳罚金的应当除外。但是，犯罪分子有财产其为了逃避缴纳而将财产转移或隐藏，致使法院无法强制执行的，应当追究其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如果犯罪分子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其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予以追缴，但是，这样做，人民法院就要经常性的调查了解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对其进行跟踪监控，必定要花费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犯罪分子没有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在期限届满时，责令犯罪分子向其亲友借款缴纳罚金，这样既保证了罚金刑的按期执行，同时也将加强犯罪分子亲友的责任心，进一步协助政法机关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
为切实保证罚金刑得到顺利执行，笔者认为可以实行罚金预缴制度，即在案件审理期间，责令被告人或动员其亲属将被告人个人所有的钱财，按照人民法院预订的金额交到法院，待案件判决生效后执行。实行这一制度，并不违背“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相反，可以进一步说明被告人有悔罪诚意，应当等同于“积极筹款退赃，认罪态度较好”，在对其确定自由刑时予以酌情从轻，这样做，既是保证罚金刑顺利执行的有效措施之一，不致于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同时也节约了法院今后执行费用的支出。
三、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涉及的是财产型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等，而犯这些罪的，刑法均增加规定并处或单处罚金。笔者认为，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罚金刑弊大于利。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接受完义务教育的年龄大约是15周岁，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劳动法规定，禁止招收童工，由此说明未成年人除接受赠与，继承遗产以外，就没有经济收人，其犯罪后就无法承受罚金刑的财力，因此，如果对其判处罚金，大多要由其父母或亲属即监护人代为缴纳。虽然从民事法律角度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亲属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监管职责，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负有赔偿责任和义务，但是，从刑事法律角度看，未成年人犯罪，仅能对未成年人进行处罚，我国刑罚的原则是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而罚金刑也是一种刑罚，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代为缴纳罚金，实质上是对监护人进行刑事处罚，株连了监护人。同时，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代为缴纳的，执行起来往往更困难，不仅会造成新的执行难，而且还会使涉世未深的未成年罪犯产生金钱万能，钱能赎罪的错误认识。因此，除极少数未成年罪犯有接受赠与或继承遗产等经济来源外，对其适用罚金刑时应当严格限制。
